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

【编者按】

美国各地实验室仍在研究开发生物武器?

近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并且奇怪而巧合的是,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中俄边境附近。俄罗斯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在各地的生物实验室里开发生物武器,包括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俄官员的表态再次让生物武器成为大众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生物武器远离我们了吗?

时至20世纪,这阶段的生物战与此前生物战有了很大区别,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60年代开始,微生物学进入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

微生物学发展推动生物战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对微生物生理学的研究为现代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其进一步证明不同微生物种类各有独特的代谢机能,各自需要不同的生活条件并引起不同的作用。科赫对新兴的医学微生物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首先论证炭疽杆菌是炭疽病的病原菌,接着又发现结核病和霍乱的病原细菌,并提倡采用消毒和杀菌方法防止这些疾病的传播。首创细菌的染色方法,采用了以琼脂作凝固培养基培养细菌和分离单菌落而获得纯培养的操作过程,规定了鉴定病原细菌的方法和步骤。1860年,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应用药物杀菌,并创立了无菌的外科手术操作方法。1901年,细菌学家和动物学家N.N. 梅契尼科夫发现白细胞吞噬细菌的作用,对免疫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世纪后期微生物学的进步改变了生物战的方式。随后科学家能有机会和能力分离致病菌株。1880-1900年20年间,传染病的微生物病源被发现,每一种人和动物的传染病都被识别和研究。其传染机理的被阐明,在识别不同微生物各自独特代谢机能的基础上,培养细菌作为生物战剂,完全摆脱了此前从自然界获取带菌物体作为武器的原始局面,能够识别和培养多种细菌战剂,研发出各种投撒工具和方法,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由此可见,除了生物学的进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也是生物武器发展的推动因素。

20世纪上半叶发动生物战的国家主要有德国和日本,启动生物军备的国家有德、法、日、英、加、美、苏等国家。这些国家除加拿大外,其余既是生物科学发展较快且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又都是主要的参战国。这一时期的生物战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各国普遍认为生物战是一种不道德的战争手段和行为。1925年6月国际联盟通过《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不过条约没得到有效履行。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部分人员合影。本文图片来源:《731部队的真相》纪录片截图。

德国大范围发动生物战

德国是20世纪第一个发动生物战的国家。近代以来,普鲁士、德国几次成为战争策源地,如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等一些被禁止的武器也首先在德国开始研制。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处长鲁登道夫就在《总体战》中写道“世界大战与近150年的所有战争相比,表现出完全另一种特征。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德国生物战是战争走向无差别攻击的又一个表现,也是德国总体战思想的体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国家在一两年内持中立立场。但是没过多久,德国意识到一些中立国的资源和生产力可能转向协约国,遂决定予以破坏。破坏行动由德国外交部和总参谋部领导,这其中采用细菌感染中立国的军马是破坏计划的重要部分。从1915年到1917年结束,德国先后在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挪威和阿根廷等国,用炭疽杆菌、马鼻疽杆菌感染运往协约国的军用骡马,生物袭击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

1941年,纳粹德国国防军军医处处长克莱恩曾在报告中提到:“一战时我国间谍将培养菌带入敌国,制备成液态。执行任务时,将细菌涂抹在牲畜口鼻处。”不过与德国化学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泛解密、公之于众的情况不同,德国政府至今没有解密生物战的档案,对有关情况讳莫如深,德国生物战战后也并未受到追究。造成如此结果是因为攻击行动未造成明显的伤亡,遭生物袭击的中立国家没有意识到受害。美国被生物战攻击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被揭露。又如,1916年,英国从美国购买的军用骡马有一部分感染了德军散布的传染病,造成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物资供应短缺,但也仅仅是迟滞英军4天的行军进度,对战局未造成更大影响,甚至这些感染是否为生物袭所致,也难以证实。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都没有再实施生物袭击行动,并且与英、法、美、苏、日等国相比,德国生物军备水平在这一时间段都是最低的。

731部队曾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

疯狂的日本

与德国针对后方基地和军事运输线为打击目标不同的是,日本在战争中的道德束缚最少,战争手段更为残忍,其生物战的作战目标自始至终以取得最后胜利为目标,因此,其对作战对象的打击是无差别的。日本的生物作战准备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到1945年战败时为止。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和“731部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日本生物军备是在比欧美落后的生物科学基础和工业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只能依靠残忍的人体细菌实验,取得了其他国家难以取得的战剂研究成果。并且其鼠疫跳蚤炸弹在各国生物战剂武器化进程中独树一帜。在中国境内多次实战中使用生物武器,使日本成为继一战时期德国使用生物武器后的第二个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

日军细菌战由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各战略集团负责组织和指挥。参谋本部负责细菌战筹划和重大行动的指挥。1945年4月,日军参谋本部责成“731部队”加紧准备细菌武器,时任“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接到此指示后,在部队高级军官会议上宣布,“向美英两国进行细菌战是决不可免的”。

日军最早研发的生物武器是细菌炮弹。1937年以装填毒气的“H”弹进行实验,结果不仅细菌无法存活,且其弹道无法满足生物战的需要。其后再以75-80厘米的“S”弹做实验,以细菌的浮液代替火药,但亦因结果不佳而放弃。1939年,为准备对苏蒙诺门罕战争细菌战而再次研制细菌炮弹,不过出于战术考虑,日军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不主张使用细菌炮弹,认为如果用迫击炮发射细菌弹,战斗打响后,日军的炮兵阵地必然会遭到苏军的炮击,细菌弹就可能在日军件地上爆炸,使日军自身受到危害。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战后,美军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人员秘密接触并对日本731部队进行调查和交易。图为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在二战结束后接受美军审讯时表示,日军细菌武器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以前的小量生产,主要用于实验,也有部分用于实战,例如1940年的浙东细菌袭击等;第二阶段是1941年后的大量生产,因为对苏作战备成为当时一项重要内容。日本大本营向细菌战部队发出了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指令。第三阶段是1945年的疯狂生产。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败退之后,对美英盟军的细菌战准备也开始成为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任务,这大大增加了生产量需求,由此进入一个疯狂的生产阶段。在以上三个阶段中,日军投入批量生产的项目分别是菌液生产、鼠疫跳蚤生产和石井式陶弹生产。其中菌液生产的工业化程度最高,鼠疫跳蚤的产量最大,而石井式陶弹的生产则是日本军部最大的期待。

日本在使用生物武器的次数、菌种、散布装置等方面都远远超过纳粹德国,而且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亡也远大于德国给各中立国造成的损失。在现有证据中,有大量日军进行细菌攻击的证言、陈述,包括许多有具体的时间、地点、攻击方式、使用的细菌战剂种类等信息,而且有许多证言可以相互佐证。目前,可以明确的几起生物战中,1939年日军在内蒙诺门罕布撒伤寒杆菌、赤痢菌、霍乱弧菌和马鼻疽杆菌,1940年日机在浙东衢县、宁波、金华、玉山播撒鼠疫杆菌,1941年日机在湖南常德上空播撒鼠疫杆菌,1942年日军在浙赣地区地面布撒霍乱弧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及鼠疫杆菌,这些都是“731部队”所为。

日军进行的人体细菌实验留下的大量数据、标本和报告,而且试验的手段极其残忍,违背伦理。试验中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战后也留下了长久的遗害。细菌人体试验,使3000-4000名被试者死亡。而细菌武器野外试验遍及中国20余省,采用飞机布撒、地面布撒等方式,投放了鼠疫杆菌、炭疽杆菌、霍乱弧菌、伤寒杆菌、赤痢菌等多种细菌,造成大范围疫病流行,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亡,加上疫病蔓延和炭疽芽孢长期存活等遗害,死亡和患病人数更是难以计数。在日本战败时,绝大部分资料和数据被销毁。一部分则被石井带走后交给美军,被保存于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遗憾的是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细菌战犯,包括石井四郎在内,全部逃脱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日本生物军备则靠着人体细菌实验获得的数据,日本取得了后来美国生物学家认为美国需要20年才能获得的成果。

生物武器的攻防边界模糊

而几乎同时英、法、美、苏和加拿大等国,由于工业基础和科技研发水平优于德日这样的后发工业国家,因此在生物作战方面也有较为先进成熟的技术和成果,但在实际作战使用中主要是预防敌对国家施行生物战为主要目的。即使拥有进攻性的生物作战武器,也多用于受攻击后的报复反击。

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加拿大人班廷为例,世人广为传颂的是其在医学领域同他人一起从动物胰腺中提取可供临床使用的胰岛素,为糖尿病人临床治疗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因而获得19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数以亿计的糖尿病患者从中获益,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和寿命。但是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中心任主任时,意识到德、意、日轴心国可能已开始研发生物武器作为战争手段,他便热切主张英国建立生物战能力,以便拥有强大的报复能力。他在为加拿大起草的一份形势分析报告中提出对报复、防卫生物战威胁的意见。他曾告诫人们警惕由昆虫传播的疾病以及对水源的攻击。

1939年,班廷来到英国,目的是说服一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相信开展生物战研究计划的必要性。他主要对可能制造生物武器的媒介进行评估,并且开展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建立“警戒委员会”,用于侦查、跟踪可疑的生物疾病,并向公众警示和指导防范相关袭击。随后他又劝说美国参加生物武器计划。正是在他的鼓动下,加、英、美三国开展了相关生物武器及防御的合作。

这一时期与古代相比,近现代的生物武器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借助于人类科学知识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提升。生物武器的研制和开发首先由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率先掌握,而生物武器的毒物(素)也从自然界中获取,转变到工业化制备和生产。在这一时期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等还未进入到大规模实用的程度,使得生物武器成为当时一种相对比较有效的大规模杀伤性手段。不过这一时期基因遗传等手段还未发展起来,因此与一战时期大规模实战的化学武器比较起来,生物武器的实战使用还比较少,实际作战效果还较为有限。(未完待续)

(原标题:观察|可怕的“恶魔”:生物武器如何走向战场?②)

(责任编辑:姚文广_NN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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